海南法律服务行业的潜力，究竟有多大？

截至今年4月，海南省的律师已经达到了4100多人之众，比起一年多前增长了67%，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海南法律市场的发展势头大多不被看好。在1988年建省之前，海南全岛19个市县总共仅有22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不到百人。[1]从那时开始，这颗南海明珠上的律师行业经历了三个跌宕起伏的阶段，最终迎来了今日的繁荣。

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1988年始，约2003-04年结束，对应着海南省房地产飞速发展和泡沫破裂的前后几年。在1992年南方讲话后，海南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之一，吸引了大量房地产投资。在海口，公寓从1000元到2、3000元一平米只花了不到一年，在某些中心城区更一度突破万元关口。这样的暴利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生意人和开发商，出现了海南以最少人口创造出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第三名的奇观，也导致地方财政严重依赖房地产，经济结构较不稳固。[2]

1993下半年，随着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加大，海南房地产热急速降温。这使得大量资产滞压，间接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损失。这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尤其集中在债务、金融和房地产三个领域。数据显示，在1993年和1994年之间海南各法院所接到的房地产类诉讼从359起激增到605起，金融类案件更是直接翻了三倍，从20件涨到了78件。债权债务类案件体现了一些滞后性，但仍然从1994年的760起增长至了一年后的1666起。[3]

这一波诉讼热潮带来了对法律服务的大量需求，也催生了一批律所与律师，例如成立于1992年的方圆所[4]、1993年设立的维特所[5]，还有1994年诞生的法立信[6]。最早的全国所海南分所——君合律师事务所海口办公室——也在海南房地产热达到高潮的1992年迁入了滨海大道上的办公室。在整个九十年代，海南的法律从业者们大多不愁业务，专职律师的数目也从1990年底的177人[7]增加到了2000年的530人左右[8]，是为早期发展的阶段。

但是，随着这场泡沫的影响渐渐散去，海南律师行业再次陷入了一段时间的低速发展期。尽管在2000年到2005年的“十五”计划内全省GDP平均年增速达到了10%，这一可喜的趋势却并没能很好地转化成法律业务的成长。[9]举个例子来说：宁夏的人口仅为海南省的四分之三，GDP也不到后者的八成，[10]但在2005年和2018年之间却几乎总能在全省（区）律师和律所数量两个指标上压海南一头。[11]

这一现象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海南省的经济产业分布。拿2011年的数据来说，宁夏的第一产业（即农牧业等）占全区产业增加值的8.9%，第二产业52.2%，第三产业38.9%；而在海南，第一产业的占比足有26.2%，代表工业的第二产业仅有28.4%，而囊括了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则为45.4%，显著高于宁夏，和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持平。[12]

这样的情形给海南本土法律市场造成了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农业经济所需要的现代法律服务不仅在规模上较小，在种类上也较为单一，难以支撑一个现代、发达的律师行业。而有能力将农业规模化、企业化，从而产生法律需求的种种科技与制度，例如数字化、机械化、电子商务和产业扶贫等，在当时的海南仍然鲜有存在。因此，一个庞大的第一产业很难给“花果岛”带来法律业务，自然也不需要太多法律从业人士。[13]

第二个问题在于服务业的具体组成。尽管占两省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几乎相同，浙江的第三产业拥有较发达和完善的金融、证券与保险业，能带来协助企业上市、融资、分立等高附加值法律业务。与之相对，海南的第三产业极大地偏向于中小企业和旅游业，尤其是批发、零售两方面，规模化程度偏低，对专业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偏小。[14]

而到了2018年，随着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决策的落地，海南的律师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第三阶段。自贸区以及2020年提出的海南自贸港很好地回应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期间的两个主要问题，在保留并发扬海南省传统经济优势的同时将三大产业与现代法律需求作了衔接，更明确了要打造“高质量的营商环境法律服务”、“增强律师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力求建设一支专业、高效、开放的律师队伍。[15]

自贸港建设带来的法律服务前景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海南自贸区（港）双管齐下，同时从产业和人才两方面入手。产业上，自贸港针对不同产业做出了不同的规划。在其八大重点产业之中[16]，热带高效农业的开发有效地将海南经济中占比较高的第一产业和金融、科技等概念结合，开辟了法律服务的新热土。比方说，国际热带农产品期货交易的启动将提供包括合同纠纷解决在内的法律需求，而农业对外开放则会带来外商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新机遇。

在第二产业的范围内，自贸港的投入重心在于油气产业，尤其是整体产业链的形成与精细化发展。自90年代起，海南的工业化就遵循着“不污染环境”与“不破坏资源”两大原则，大力推进循环经济[17]。这样严格的环保要求极大提高了相关法律审核与合规经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给重大油气项目的招投标设定了较高的门槛。这一政策也提高了对法律从业者的专业要求，但同时提供了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垄断合规[18]以外的新业务。

而在服务行业，海南自贸港则突出了数字化、科技化、规模化和国际化四大特点，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先前海南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一家独大”[19]、“旅游业形式单一、与相关产业融合度不高”等趋势[20]。比方说，高新技术产业就被赋予了引进国际领先技术企业和发展数字创意产业的重任，其中所涉文化IP的交易、结算[21]，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高新科技企业税务申报、融资担保和研发投入等法律问题[22]都有希望形成规模可观的新市场。

除了高新技术产业之外，自贸港服务业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其完备的金融体系。一方面，海南进一步加强了已有的金融服务机构，包括2004年成立的海南产权交易所和2014年设立的海南股权交易中心。这两个机构有着较成熟的交易规范和监管系统，也已经有律师在其中担任审核委员与顾问等职[23]。随着它们交易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大，更多中小企业有望在其中挂牌，而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少不了资本市场律师们的参与。

另一方面，自贸港也在着手探索新的金融交易模式，尤其是碳排放权交易和能源交易。就在今年2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方才施行[24]，与之配套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仍不完善[25]。可以想见，在海南碳排放权交易不断成熟的过程中，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和绿色融资等相关金融产品也会应运而生，形成一个目前尚未被涉足的法律服务领域。

自贸区（港）法律市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在于其较强的跨学科专业性。在海南农业、渔业和油气产业较发达，医疗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自贸区（港）的法律服务行业必然会需要不仅懂法律，更熟稔相关专业知识的从业者。这一技能多元化、团队跨学科化的趋势很可能是在将来的海南法律市场中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元素。

而为了吸引这样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建立跨专业律师事务所，海南省在2019年通过了《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该《条例》一方面放宽了特殊普通合伙制度下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准入条件，允许除律师之外的专业人士担任律所合伙人，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合伙律所的设立条件，给青年律师创业提供了方便[26]。在海口，优秀涉外律师和其他人才一样能够享受资金和政策上的奖励，而具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的中外联营律所也有资格获得部分租房补贴[27]。在三亚，成功引入、辅导或协助上市企业和优质企业的律所也能享受100万元的一次性奖金，给律师们提供了良好激励[28]。

最后，海南自贸港的规划中也给全新的替代性、专门性法律服务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在2020年一年，海南省接连成立了国际仲裁院、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和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都给律师开启了新业务、新服务的大门。调解中心在成立后三个月内已调解案件20多宗，标的金额300万元，聘任法律实务调解员244人。[29]而在知识产权领域，专门法院的设立也很好地回应了2019年9月以来海南知产案件数量的大幅上升，鼓励了知产业务律师的发展。[30]

发展不平衡与行业机遇

自贸区与自贸港的发展为海南，乃至全国的律师带来了潜在的业务增长极。而海南省内法律市场发展的不均也给法律服务的进一步下沉深化提供了条件。目前，海南过半的律师事务所集中在海口、三亚两地[31]。

作为省内经济规模第三大的市县，儋州市的GDP约为三亚市的一半，但律所数量仅有三亚的四分之一；与其经济规模相似的澄迈县尽管拥有12家律所，执业律师的数量却不及三亚的五分之一，规模化律所有限。

君合海口分所合伙人夏儒海律师对这一现象解释道：“海口、三亚的GDP居海南前两位，而且海南岛并不大，从最北端的海口驾车到最南端的三亚只需三五个小时，因此许多律所布局在海口或三亚，便可以辐射到海南全岛。其它律所中较多集中在海口周边市县（比如澄迈、文昌、定安）或经济相较发达的市县（比如琼海、儋州），一方面海口周边市县澄迈、文昌分别拥有重点园区海南生态软件园、文昌国际航天城，而儋州、琼海也分别拥有重点园区洋浦经济开发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些市县的商业性法律业务机会相对较多，另一方面曾有一段时间海口、三亚实际上暂停审批设立新律所，所以有些律所选择设立在海口、三亚周边市县和经济相较发达的市县。而在岛内纵深，以往大部分法律业务主要偏日常性，商业性法律业务特别是交易类项目偏少，难以吸引品牌所和全国所。”

但是，这一相对的不平衡也意味着海南的法律市场仍有着可观的潜力。尽管缺乏商业性法律服务的土壤，位于岛上内地的县市仍然有望借助产业升级的契机完成农业的规模化、品牌化、信息化。而这三大趋势都将带来法律服务和支持的需求。比方说，这些市县大多已铺开了“龙头企业+产业基地+贫困户”的模式，鼓励合作社、党支部和职业院校等协助地方农户从事现代化农业、打造地方特色品牌、推进电子商务和农旅融合的经济发展方式。

在琼中，截至2020年中，全县已建成25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农副产品网络交易额超千万元[32]。在屯昌，国家农业公园内已建成8个乡村旅游点，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增长迅猛[33]。五指山则利用了当地热带山地气候，建立了从种茶科学研究到成品茶包装、销售的全产业链，也获得了五指山红茶的农业部地理标志认证[34]。而在白沙，农村电商更形成了单独的产业园区，从运营管理、网店开发、产业规划、品牌打造等各方面带动农产品销售[35]。不难看出，类似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是农村人口的全面脱贫，也有法律保驾护航的需要。

与此同时，椰岛的公共法律服务市场也经历着大发展。截至2019年年底，海南便实现了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36]，而到了今年年初，岛上已经建成了公共法律服务“一个圈”，从省级到村居的法律服务中心（站）全面铺开。在今年1月到5月间，海南省通过线下、网络、电话三大平台提供公共法律服务8.7万人次[37]，在同等经济规模的省市区中排名靠前。这说明居民的基础法律服务需求高涨，发展前景较为乐观。

而海南自贸区的园区设置也进一步提高了一些县市对高质量法律人才的需求。在全岛的13个主要园区之中，有7处坐落在海口、三亚之外，其经济溢出效应将有效带动这些县市法律服务的发展[38]。同时，《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也明确鼓励“在欠发达地区设立律师事务所或者分所”[39]，且已经收到了一些成效。在2019年9月到2020年6月之间，海南省共引入和新设律所57家，其中就有直接设立在琼海的北京普华[40]。在2020年9月，四川及第也在洋浦设立了自己的分所[41]，可能预示着更多律所在除海口三亚之外地区的落地。

本土律所与全国所的竞争与合作

这一不断发展的趋势给海南省内的法律市场带来了两个较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全国性律所在当地业务的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与本土律所间的竞争。

一方面，在高端法律服务领域，经验更丰富的全国性大所面对本土律所有一定先发优势：比方说，海南目前仅有的两家香港联交所主板H股上市公司，在上市时均由君合担任发行人律师，且在上市后相当长期限内继续由君合海口分所提供法律服务[42]。

君合合伙人、管委会委员张平表示：“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进，海南省内未来会有许多新增法律业务是来自外省市、全国性企业和境外企业在当地的投资、合作等交易项目。而这些企业可能倾向于选择具有相应的业务专长、自己更熟悉、也有过合作经验的外省律所为其提供服务。这也是外省律所尤其是拥有全国性品牌的律所的一大优势。考虑到这些企业的项目通常标的较高，拥有全国性品牌的律所在海南高端市场的业务占比仍将会比较大。”

另一方面，大所的海南分所也积极投入到较传统的建设工程、房地产，以及刑事诉讼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和当地已有的律师形成了竞争关系[43]。一些全国所更下沉至县市级法律市场担任各级政府法律顾问，甚至有进一步向村（居）法律服务扩张的意向[44]。

也有的全国所已经开始从本土律所中吸纳人才，以充实自己的海南律师队伍[45]。长远看来，海南法律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些大所对小所、外省所对本土所的兼并，而对面临这些挑战的海南律师事务所而言，提高自身法律规模化程度、争取在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建立领先地位，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主旋律。

昌宇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航兵认为：“全国所落地海南带来了许多管理和品牌上的优势影响力，而这正是我们提高自己的机会，去达到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目标。而为了建成立足海南、同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所，我们必须走综合化道路，尽量在每一个业务领域都达到可以和全国所分支机构抗衡的程度。”

当然，除了潜在的竞争之外，全国所与本土所之间也有着合作的前景。一个这样的例子便是昌宇对德衡旗下全球精品律所联盟（EGLA）的加盟[46]。

自2018年以来，德和衡也加强了和其他海南省内本土强所，譬如维特[47]的交流。目前，包括中世联盟（SGLA）在内的其他国内、国际律所联盟尚未布局海南，留下了一个可供填补的真空。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得以见证海南省本地律所的进一步发展、联盟与合并，从而打造出椰岛自己的全国性大所。

来源：智合